朱高熾回到了文華殿，全國的兵馬陸續調動，朱棣也準備離開京城，國家的政權，監國權交給了太子，朝廷的文武並沒有感到觸動。
人們已經習慣了，惟獨永樂朝才有的現象。
皇帝常年不在京中，國家的政務由太子治理，這是很特殊的現象，便觀史書，也只有永樂朝達到了巔峰，促進了大明政權的極度穩定。
也是朱高熾這些年來，堅定不移推動社會資源分配模式的底氣。
至少朱棣活著的時候，給了朱高熾敢做許多的事情的勇氣，並不會擔心自己的安危，以及會否帶來大明地方的不穩定。
“自古以來，商人是不穩定的群體，常年受到歷朝歷代的打壓，以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水平，和歷史的侷限性，有一定的作用，但也有一些不足之處.”
偏廳會議室，六部大臣，內閣，各部臣工，數十人坐在羅踏椅上。
這是文華殿的新改動方案。
太子殿下不光提倡前宋的與士大夫治理天下，還提出了與天下人共治，軍戶的片井區推出的片長，市井的片坊區推出的坊長，施行多年來，讓最基層的環境穩定了下來。
不過地方上的鄉間，仍然是宗族為主，但是因為巡檢衙門的擴充，法律在鄉間已經有了更多的支撐，不再是任由宗族自理。
四方桌，四方形。
內四方，外圓。
朱高熾坐在內四方北邊的桌子後，內閣大臣與六部尚書坐在其餘的三面，剩下的文武們則坐在外圓桌後，以及角落的幾名文書。
中間的空地上，擺了五顏六色的盆景，盆景下鋪設地毯，上方是吊燈，周邊是玻璃窗以及紅色落地窗簾，還有一排排的煤油燈。
紙本、硬筆，茶杯。
“沙沙.”
書寫的聲音充斥寂靜的大廳內。
“無農不穩，無工不富，無商不活；沒有農業，社會就不穩定；沒有工業，國家就不富足；沒有商業，百姓的經濟生活就不活躍.”
“大明工局以及各組織和上下游體系，雖然有力保障了社會資源分配，穩定了老百姓們的生活水平，可是社會資源流通太複雜，所以支援民間商行的發展，不光是對大明工局體系的補充，更是社會資源靈活的運轉，兩者缺一不可，必須要兩條腿走路.”
朱高熾念著稿子。
稿子不是朱高熾寫的，而是文書房聽取他的要求後，編寫出來的稿子。
工業化發展到今日，還有學校教育體系的完善發展，培育出了許多的人才，已經能寫出讓朱高熾滿意的稿子，不再像以前，需要他自己動筆。
文武官員們有年長的，也有中年的，有朱高熾聽過的歷史上的人名，例如蹇義、宋禮、呂震，以及去世的鄭賜、鬱新等。
還有許多沒有在歷史中出現過的名字，特別是如今，因為大明全國的變化，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影響，許多人脫離了歷史的軌跡，有了新的人生道路。
就連金忠也已經在去年逝世，還有當年的北平系將領，許多的功勳也已去世，所以朱高熾有些擔憂朱棣，朱棣五十八歲。
歷史上的朱棣病逝在了出征的路上，難道仍然要如此嗎。
朱高熾有些於心不忍。
更讓朱高熾有些擔憂的是自己的身體，雖然目前還好，可是原主的壽命很短，朱棣去世後一年也跟著走了，為了避免意外，朱高熾只能趁著自己活著的時候，為大明打下根基。
任何的制度以及想法，並不是朱高熾可以做到萬世不變的。
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，猶如大學的校門，本來是開啟的，也應該開啟，可關了後很難再開啟，所以還是需要看老百姓自己。
猶如明朝朱元璋給了老百姓那麼多的東西，甚至他們能把違法的官員，以及官官相護的官員抓起來，如果地方上仍然包庇，還可以去金陵，可這些很快煙消雲散。
西方的現代社會風俗，就是老百姓們自己爭取抗爭來的。
朱高熾上一世看過許多西方的書籍，有些很認可，有些不太認可，有句話非常喜歡，關於英國專利權，貴族與工匠們的爭奪史。
西方學者給予的評價是，那些不願意為自己權益抗爭的工匠，放棄了自己的權利，並不值得同情。
這與東方的社會輿論是截然不同的，因為東方的輿論環境，基本上是對貴族的批判，給予工匠同情，這可能的確助長了一些方向。
當然。
朱高熾同時也認為，清朝是扭轉這類現象，讓人們失去抗爭的心理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正如馬可波羅的評價，那些亡國之人很可憐與敏感，痛恨可汗計程車兵，那麼清朝的人難道就沒有這樣的心理嗎，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一半相信，一半忐忑。
朱高熾並不知道他為大明留下的寶貴遺產，能不能被大明的百姓們繼承，併發揚下去，因為社會從來不是固定又或者一往無前。
如歷史的長河，不進則退才是正常的現象。
朱高熾只能夯實基礎。
現在就是他新提出來的，對於大明律的改革，更加的細緻化的法律制定。
“但是商人們的破壞力，相信在座的諸位，透過高麗的社會現象，有了清楚的判斷，壓制商業的發展不利於社會，不壓制更對老百姓們會帶來破壞，屬於農業上的土地兼併一樣的性質.”
“那麼不能引導商業為社會與老百姓帶來正確的效果，這會是亡國，甚至亡天下的根源.”
“天下很大，大明至今沒有探索到盡頭，商業不能被禁止，因為禁止了商業，別的地區也會有商業，不進則退，帶來的就是落後.”
“並且大明商人們在海外，的確促進了國內的生產力，帶來了國內需要的資源，以及為大明擴張了勢力範圍，起到了諸多的功效，是不可否認的.”
人們聽著太子殿下的講話，紛紛記了下來。
這些年來人們總結出了一些經驗，太子殿下的語錄，有時候無法讓人理解，可未來的事實，又證明了太子殿下的先見之明。
“古代權貴，地方上所有都是他的財產，包括人口，所以唐以前，出名的是酷吏，而貪官在史料記載的較少，唯宋以來，貪官的比例增加，是權利的普及下放導致的，從另外的角度而言，也是一種文明的進步.”
朱高熾平靜的說道。
“嘶.”
有人忍不住驚訝了，太子殿下的話語，常常能讓人深思。
朱高熾的確是這麼認為的。
什麼叫世家閥門。
他們不用貪，因為土地上本來都是他們的。
猶如馬。
給他一個大官做，哪怕能讓他的資產增加百分之一，他甚至可以不要錢，並且拿出部分的資金倒貼衙門。
但是宋以後，官員們不行了，他們只能把社會資料運轉中轉移部分財富給自己，回到家鄉鋪橋修路資學，就能讓鄉紳們得意一輩子。
那麼在唐以前，土地上的人口和財富，本身就是世家閥門的，兩者的生產關係有本質的區別。
“因此宋朝時期，制定的法律，在財產保護上有了普及和明確的規定，是天下有史以來，第一個正式出臺保護私人財產的朝代.”
“前元破壞了宋朝發展的文明，以至於全方面的倒退，大明律繼承宋制，可在許多的方面，因為當時沒有達到宋朝的經濟水平與社會風俗，是有很多不足的.”
“現在的大明律，要學習宋朝時期的財產保護制度，具備鮮明的時代特點.”
“各類法律條文規定繼續完善，更具有開明性，例如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，結合當時社會的需求，立法者從各個方面保障相關權利主體的利益.”
“如今隨著大明社會的經濟發展，百姓們的財富增長，此類的需求越發的旺盛，大明朝廷要追上社會的腳步，滿足百姓們的需求.”
“從法定繼承、代位繼承、戶絕財產繼承，保護契約制度等，借鑑宋朝財產保護法律構架，打造符合大明工業化社會需求，百姓們認可，公德秩序認可的完善律法.”
關於財產保護的律法商議，引發了社會上的震動。
元朝時期，奴隸制社會，人們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財富，明代朱元璋雖然下旨，取消了奴隸，又保留了部分勳貴使用奴隸的口子，雖然是進步的，可在律法上並不如宋朝對私人財產保護的完善。
等隨著明代土地兼併，地方經濟破產，百姓們的需求又降到了追求溫飽，所以終明一朝，並沒有達到宋朝的文明高度。
宋朝是中國古代中華文明的巔峰，並不是史學家隨便說的。
一百多年來，人們已經習慣了，可是突然出現的律法，的確滿足了社會發展帶來的新需求，人們都在興奮的討論，並且極力的支援。
特別是商人們，他們迫切的需要朝廷出臺這樣的法律。
“這其實是太子殿下在拉攏我們.”
合記商行的張薄，在商人聚會上當眾解讀。
與許多的商行不一樣，合記商行並沒有大肆擴張高麗，反而追隨大明工局的腳步，在渤尼都司等地區提前佈局，所以張薄此人雖然經常大言不慚，可卻一直活的好好的。
因為大明需要這樣的張薄。
符合大明總體利益的張薄，讓大明能忍受他的怪異性格，他喜歡吹噓就吹噓好了。
聽到張薄的說法，許多的商人們恍然大悟。
“多年來，太子殿下出臺了一部又一部的規定，對我們商人打壓的很厲害啊.”
張薄笑著說道，聽得周圍的商人面色複雜。
不是沒人想學張薄，說起來也怪，只有張薄如此放肆卻還活的好好的，其餘人但凡敢這樣的，多數都受到了處罰，所以沒有人還敢小瞧張薄。
“不過只要這部法律出臺，我相信大家平日裡有再多的怨言，今日也能去之七八，不用再擔心自己的財富了.”
商人們露出了微笑。
但是有些人想到了大宗遺產稅，如果能取消遺產稅就好了。
許多的大商人去世，每個大商行的東家去世，都會引發稅課司的大動作，發生了不少的衝突，甚至有些大商行因此而消失。
可無論規模如何巨大，都無法讓稅課司讓步。
因為每筆巨大的遺產稅，讓朝廷不願意放手，於是與民爭利的口號，成為了商人們對朝廷的印象，也經常以此攻訐朝廷，不少百姓聽到了商人們的說法，覺得商人們說的有道理。
每年的遺產稅，透過朝廷支付給大明工局、學校、各組織，透過社會的流動，推動了社會的發展，社會資源分配模式思想指導中，為工民聯合部保障每個工民的工作待遇提供了部分的支援。
又杜絕了一個商人，透過世襲繼承積累，佔據絕對大份額的社會資源。
除非是賣掉商行，才會一次性徵收遺產稅，又讓商行保持了競爭力。
處處是約束，處處又是商機。
矛盾的社會。
袁容乘坐在火車上，火車在長江鐵道橋上行駛，可以看到橋下的江面。
江面千帆。
貨船、客船、漁船、糧船、沙船.水道巡檢船。
四十餘歲的袁容，哪怕見慣了這樣的景象，仍然覺得很神奇，他還記得二十歲的時候，與十八歲的朱玉英成婚，那時候的京城可不是這樣。
包括北平也是如此，自己十幾歲就去了北平。
時間過得真快啊。
袁容忍不住感嘆，社會變化的太快了。
五年一小變，十年一大變，彷彿隔世一般，猶還記得少年時，朱高熾在北平舉辦的子弟出遊，少年少女們第一次乘坐鐵道馬車出遊。
來到了上海縣，與隨行的人員們搭上去往高麗的輪船，先抵達了漢城。
漢城國王接待了袁容。
大明的駙馬爺。
“朝廷並不支援國王收回高麗南部.”
袁容拒絕了高麗國王的請求，認真的解釋道：“高麗南部地區，地方上的矛盾很深.”
李芳果皺起了眉頭。
能活就是本事。
弟弟再也能力，可是他死了，他死了就失敗了。
李芳果想要收回高麗南部。
國內都在痛罵李芳遠，認為是李芳遠導致了今天高麗的地步，失敗者肯定承擔責任，李芳果不希望這樣，作為高麗國王，至少自己死前能收回高麗南部。
否則當自己死後，高麗很難再收回高麗南部了。
袁容笑道：“高麗南部的亂民們雖然得到了懲罰，並且被驅逐出高麗，可是流民不代表不會繼續作亂，如果矛盾繼續加深，新的亂民還是誕生，並且規模可能更大.”
“李芳遠此人能力還是不錯的，他都壓不住，現在他不在了，當高麗地區再一次爆發亂民，我相信高麗內部並無人可平.”
李芳果安靜的聽著袁容。
說來說去，無非是上國不願意高麗統一而已，李芳果知道多說無用，也就不願意得罪袁容，看上國準備如何安排高麗南部。
袁容知道李芳果的個性，是一個懂進退的人。
懂進退好啊。
大明怕的不是講道理，怕的是那些不講道理的蠻人。
只要能講道理，大明就能以最小的成本拿到最大的利益，而那些無法溝通的野蠻人，卻只能靠拳頭說話，反而成本很高。
當年的李芳果能講道理，所以大明這些年來，不光收復了安平都司和咸鏡都司，還與高麗共管了黃海道，又透過在高麗北部的佈局，把大量的流民引去了高麗南部。
最後透過矛盾，引爆了高麗南部地區，讓“不講道理”的高麗南王徹底失敗，最後回到了與大明講道理的局勢，讓大明佔盡了利益。
至於高麗百姓們的困苦和流離失所，並不是大明朝廷追求的，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。
難道高麗自己不能發展起來，高麗的小朝廷讓自己的百姓們吃不飽穿不暖，卻要把責任推到大明身上嗎？天下哪裡有這樣的道理。
所以袁容理直氣壯的說道：“為了保持高麗南部地區的穩定和安寧，大明作為宗主國，有責任也有義務為高麗的百姓們著想.”
“因此制定了幾條的規則，首先是財產受到保護，任何人在高麗的資產與財富，不可受到打壓和控制，這是不文明的.”
“其次是商貿，商貿能為百姓們增加經濟發展，所以高麗不能禁止商貿，反而還要鼓勵商貿，大明允許高麗商人們去大明貿易，高麗也要支援大明商人們到高麗做生意，互惠互利，共同開放.”
“最後，無論是大明還是高麗，都要保護百姓們的生命權，考慮高麗的不穩定，所以高麗應該認可大明商人們在高麗成立的護廠隊，不能禁止和打壓.”
聽完袁容的要求，李芳果就不願意再談了。
高麗的商人們，有能力去大明做生意嗎？高麗還有自己的商人嗎？高麗的小作坊基本上破產了，高麗的工廠都是大明人開辦的。
他們從高麗賺取了海量的財富，又把海量的財富運回大明，不給高麗剩下一絲，只留下了滿目狼藉的社會環境與民不聊生。
護廠隊合起來的實力，比地方上的實力都要大，他們還約定共同進退，讓官府需要看護廠隊的眼色，到底是誰的天下。
李芳果無能為力。
軍隊被大明控制了，經濟也被大明控制了，勳貴們也投靠了大明，甚至流民們為了一口飯吃，也被大明的商人們引導。
李芳果只是個國王，什麼都沒有的國王。
懂進退的李芳果只想著保護自己家族的財富和生命安全，以及榮華富貴。
不懂進退的李芳遠已經死了。
保持著傳統農業社會，抗拒大明商人們的腳步的高麗南部，也因為前年的高麗民亂，徹底被開啟了大門，堅持了十幾年的李芳遠，不光自己死了，他的多年來的成果也徹底消散。
袁容離開了漢城後，一路南下。
猶如彈簧，當年抗拒的多麼堅決，如今垮的就有多快。
高麗南部地區土地兼併速度誇張的令人咋舌。
流民破壞了許多，加上新的政令，離開了土地的勳貴，那些土地屬於無主的，大明商人們從亂軍手中獲得，屬於戰利品。
這些戰利品報答給了大明的商行。
加上經濟的崩潰，物資的短缺，大明商人們用最小的代價，購買到了巨大規模的土地，控制了高麗南部三成以上的田畝。
例如黃麻種植區，高麗南部比北部更合適。
大明有上億的人口。
商品物資運輸的發達，對麻繩麻袋的需求彷彿沒有止境，生產多少都會欠缺，工廠每年的產量都在提高，可是社會的需求也在不停增長。
於是黃麻從高麗北部種植到了高麗南部。
高麗的農業田畝漸少，糧食產量越發的降低，百姓們更難買到糧食，他們也沒錢買糧食。
農業的兼併，人們無地可種，只有加入工業的道路，可是高麗沒有工民聯合部，沒有社會資源分配模式，人力的過剩，以及資本的壓榨，他們在工廠裡幹活只能獲得極少的口糧。
十九世紀，倫敦的工人平均壽命是二十二歲。
利物浦、普雷斯頓和曼徹斯特其他城鎮的工人們，如果能活到十九歲就算很幸運。
英國的各個工廠，煤礦，不光有老人婦人，還有幾歲的孩子們，只要能幹活的，都會成為廉價的勞動力。
與之對比的是紳士們。
英國的鄉紳們過著極度奢華的生活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，大多數紳士的住宅都有盥洗室，有些盥洗室還有冷熱自來水。
在迅速發展的工業城市，例如倫敦的聖吉爾斯教區，那裡貧民窟的排屋，院子裡充滿了從廁所溢位來的糞便，深達近六英寸，人們在院子放置了磚塊，以使住戶可以不溼鞋子從院子穿過。
這才是資本社會。
為什麼十九世紀以來，西方的百姓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，因為他們過得太悲慘了，所以最後又誕生了先進理論。
袁容一路觀察高麗南部地區。
成片成片衣不蔽體的流民們，蜷縮在城牆根下，城門口的門丁不允許他們進入城裡乞討。
沒有健壯的勞動力，更沒有年輕漂亮的女性，這類人早就被挑走了。
與之相反。
當袁容進入全羅道羅州城時，城裡的主幹道上，大明商人們的居住區，不光修建了筆直的道路，模仿國內用石磚鋪設，道路兩旁全部是嶄新的小樓房。
每棟樓房的大門前，豎立了一根煤油路燈。
栽種的樹木，和修建的花園，把這片居住區點綴的猶如世外桃源。
門前花園裡，男僕正在搬運傢俱，女僕在清掃院子，打掃的一塵不染，靴子底不沾灰。
與國內一樣，大明商人們成立了片坊，推出了管理片坊的片坊長，維持居住區的治理，甚至成立了巡檢司，保障居住區的治安，不讓外面的人進來。
這裡生活的人，除了大明商行的東家掌櫃們，還有國內來的中高管理層。
他們的孩子在花園裡嬉戲。
花園旁有廣場，廣場中央有孔子雕像和噴泉，不遠處是學校，還有一座佛堂和道觀，有片區居民一起出錢，請的清道夫們維持整潔。
剛剛從城外進城的袁容，在人們的簇擁下，有些不太適應，差距太大了。
這個差距，猶如天和地的差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