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溥的責任很大，他需要用更深的道理，讓太孫瞭解事物運轉中，其背後的邏輯道理，許多如常的事情，透過楊溥的語言，讓朱瞻基感到了陌生。
“工廠的分工細化，不僅改變了傳統工匠的性質，也改變了以往幹活的意義。
以前的時候，人們過去透過社會分工來確定自己的身份，例如工匠的群體，在以往是少部分，但現在幾大部份人都是這樣，至少城裡如此.”
“新的工業化的經濟利用了這種變化，建立了一個滿足工人需要的社會，這些工人每天被關在工廠里長達十個小時以上。
城市被緊密排列的工廠和新的房屋所改變.”
“商鋪、劇院、公園、廣場都為了滿足人們新的生活方式應運改變，就像在城市和鄉村造成的改變一樣，工人的大規模聚集最終導致了政治上的某種改變.”
朱瞻基儘量讓自己聽得懂，而楊溥則盡力讓太孫理解。
從前朝因為組織民夫治理黃河，人員的密集帶來的變化，有了反抗朝廷的基礎，以及其中的關係，乃至於工廠興起後，兩者哪些相似的地方之處，所以又導致部分的改變。
“太子殿下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，可是水只在總體失控的時候才能浮現威力，一杯、一盆水都無法引起人的在意.”
“那麼在此之前，如何治理小江小河，不讓江河氾濫，對模式的全新認知，使人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對其他人更加沒有耐心.”
京城。
朱高熾同樣在與朱棣討論社會上的問題。
在後世人們眼裡的近代西方文明，統治者們是這樣認為的。
前工業社會，國家被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，其中每個人都有價值，相互關心，這形成了一種觀念即每個人都對社會有貢獻。
然而，新的觀念認為，個人的活力是其生活和整個社會經濟成功的關鍵，個人和國家不應該幫助那些對他們沒有幫助的人。
這種觀念，即窮人不僅是在艱難時代掉隊的簡單的人，而是與其他人有本質不同的人。
經濟學家約瑟夫湯森在1786年的著作《有關窮人法律的論文》當中提到的：“窮人們不知道激勵人前進的動因——自豪、驕傲、理想.”
總之，只有飢餓能刺激他們去勞動。
換句話說，窮人不是人，沒有高尚的人權，只是牲口而已。
多年來的社會壓迫，廣大窮苦百姓開始了反抗，誕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理論，大家逐漸團結起來，無產階級最偉大等等。
前者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面貌，而不是後世現代化社會人文，那已經是經過激烈抗爭後妥協的背景，更有科技大爆炸的供養。
但就算如此，因為文明先天性的不足，哪怕後世的西方社會，對於個人的問題，也不認為總體有責任去幫助，所以維持西方社會道德的其實是經濟水平。
多年來的富裕，讓普通百姓的人性底線大大提高。
那麼在這樣的基礎之上，但凡西方社會經濟稍微崩潰或者倒退一點，帶來的無一例外是無序的打砸搶殺，人性的大倒退。
因為他們的個體知道，他們指望不上總體。
那麼大明呢。
儒家是什麼？
儒家你可以說他好，也可以說他壞，但在儒家的體系下，宗族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時代產物，總體對個體的責任和義務，以及個體為了總體的責任和義務。
這也是朱高熾當初認為自己在北平有優勢的原因。
“北方多年來人口倒退，雖然如今北方人口恢復的很快，但是因為移民的原因，宗族勢力衰退，反倒是南方，因為南方最初惡劣的自然環境，又促成人們更加的團結，所以宗族勢力很強大.”
朱高熾認真的說道。
兒子的看法，朱棣非常的認同，他去過南方很多年，南北社會風俗的巨大差異。
歷史上王陽明最大的功績之一，就是與對宗族的約法，把宗族納入了官府的治理範圍內，形成了互補的關係，有利有弊，總體上利大於弊。
不光要求宗族加強德的治理，也要求宗族兼顧法律，違法的族人，為了宗族的名譽和權利，整個宗族都需要監督和督促。
整體上提升了宗族的素質水平，為國家的穩定提供了巨大幫助。
乃至清朝時期，沒有矛盾都要創造矛盾，不光南方宗族互相打成了狗腦子，北方不同的族群的矛盾也大大加深，成為了死敵常年敵對。
“所以兒臣雖然多年來，不斷加強地方上的管理體系，可是大明律仍然無法全部施行下去，特別是在遺產稅等方面，南方的反抗依然很強.”
朱高熾忍不住的感嘆。
朱棣笑道：“你要拿走別人的錢，別人當然不願意，只不過南方不像北方，北方的宗族勢力弱小，所以無論是哪家商行，很難違揹你的要求.”
“不止如此.”
朱高熾搖了搖頭。
北方大明工局的影響力更強大，而南方民間商行，雖然在能源等行業的勢力不如北方的民間商行，可是在其餘的行業，南方依託傳統經濟雄厚的優勢發展的很快。
特別是隨著海貿的興起，南方的商人們在海外發展的更快，已經逐漸趕超北方的民間商行資本。
北方的商行發展的早，許多老商行例如張德輝和周有容他們，雖然也是抗拒財產上面的法律，可是總體上無法反抗，朝廷很快能壓下去。
如今南方的商行規模越來越大，那麼如何徵收遺產稅，成為了朝廷當下的難題。
他們把財產納入族產，變相的對抗遺產稅。
長此以往，他們的資本會越來越大，勢力也會越來越強，不利於大明未來的穩定和發展，甚至最後被南方商人們控制朝堂。
未來的道路如何發展下去，朱高熾看不見。
但是他希望的是儘快把社會生產力提高起來，從經濟與思想上入手，盡力的保障老百姓們的權益，而不是盤子還未做大的時候，利益階層先失去控制，把所有的蛋糕吞完。
此次讓長子去南方巡視，除了增加兒子的見識，也有讓大臣們摸底南方工廠發展的情況。
朱高熾希望透過此次的摸底，更加清楚的認清楚，從而制定針對的措施，遺產稅絕對是要貫徹下去的，在他活著的時候不能控制資本，那麼他死後更無人可以控制。
他不認為自己能一直控制，但他希望至少能打下基礎，指出一個方向，而不是掉過頭來吞噬國內。
——
應天府的工廠很多，因為不像大明工局有統一的規劃，各個行業的工廠競爭很激烈，為了活下去，每個工廠極盡所能，也導致很多行業的工廠很亂，充滿了重複的資源浪費。
“這是個由蒸汽機驅動，六名工人操作的大型騾機，可以紡出的線與傳統的幾千名手紡工人紡出的線一樣多，而且質量更好，一臺蒸汽機可以驅動十幾臺騾機或幾百臺織布機.”
揚州上官橋。
李記織造廠。
當年這裡繁榮的花船行業遭受了輪番的打擊，取而代之的是其他行業的興盛。
朱瞻基與大臣們隨著商人的引導，參觀這裡當地最大的織造廠。
看著巨大且複雜的機器，令人不可思議的聰慧，在細瑣的部件過程裡完美展示，朱瞻基不得不感慨，那些工匠是如何做到的。
織造廠的旁邊是縹絲廠，再旁邊是家繚絲廠。
這座工廠是一座五層樓的建築，同樣是蒸汽機驅動的工廠，這片地區生產的胚紗和布料，最遠的銷售到西部七省。
最小的一家工廠，也有十三臺紡紗機，每臺有一百二十個紗錠，有七臺織布機，三臺梳棉機，二十個轉輪用來做粗紗以及其他一些裝置。
一座工廠挨著一座工廠，整個地區有上百家工廠。
十幾萬人在這裡工作和生活。
工廠提供宿舍區和食堂，因為利潤可觀，商人們在當地官府的組織下捐了筆錢，修建了漂亮的廣場和公園，當地的學校規模也很大。
蹴鞠場竹球場不缺人們在比賽。
每天晚上，天氣好的時候，這裡會有不少人。
形成的集市裡，許多的商販們做生意，宵夜的時候，這裡更為的熱鬧，五湖四海的食物都能在這裡吃到，價格便宜份量又足。
南方的腸粉，北方的炊餅。
城鎮的發展受到工廠區的影響，人口被吸收了過來，工廠區生活的人越來越多，城市裡也受到影響，學校的學生們，許多學生只讀了縣學就不再繼續讀下去。
因為需要操作機器，更多的孩子在工廠實習，他們最後也會加入工廠。
大片井制度有利有弊。
弊端就是許多的百姓失去了田畝，他們的生計來源只能依靠城市和工廠，如果沒有生計，他們的問題就不是窮的問題，而是沒有飯吃。
“根據調查，應天府民間商行的工廠工人數量為三十三萬六千餘名，手紡工人的數量，大概維持在二十四萬名左右.”
朱瞻基聽到這個數字，滿臉的震撼。
才一地而已，民間商行的勢力地區讓人驚訝。
許多大型的棉紡廠都普遍有五到六層的建築，最早的蒸汽紡紗機的工廠，下面的兩層通常用來放置紡紗機，因為這些機器非常重而且震動很厲害。
第三層和第四層放置梳棉機、抽紗機、棉條機；第五層用來做卷紗、疊紗和擰紗以及其他成品上進行的工序；第六層通常是頂層，是用來放置彈絮機、開包機以及採棉機，這些機器在一家大型棉紡廠當中都有很多臺。
揚州南部郊區，磚砌的大廈，有十幾層樓高，商人們合力修建的大廈，這吸引了外地商行的注意力，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揚州的名氣，促成了更多的訂單。
一個工廠能把周邊的勞動力吸收光。
最新開辦的一家大工廠，不光有七層樓高，還有超過十五萬個紗錠，由兩臺汽缸直徑二十四寸的蒸汽機來驅動，還裝備了一套升降系統在不同樓層之間運輸人員和貨物。
在京城學習和聽過再多的知識，朱瞻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當下的力量。
經常聽到民間商行四個字，透過在揚州的走訪，朱瞻基有了更深的認知，難怪父親越來越重視民間商行。
從應天府到浙江。
嘉興、杭州、紹興.
興起的毛紡業，最終也和棉紡業一樣，各地的城鎮開始出現類似的大工廠，城鎮規模像揚州一樣迅速擴張。
有些鎮子附近的人口幾乎全部從事毛紡業。
絲綢業、棉紡業、毛紡業等等，被浙江行省佔據了高達七成的份額，無數的商人在這裡購買貨物，而無數的原料運輸到此地。
高麗的黃麻等原料產品，一批船一批船的運輸到各個港口，北方的羊毛、西北的棉花成列運輸到此，火車和輪船又把浙江的商品帶回各地。
因為行業的特殊性，當地有大量的女工。
工廠主更喜歡僱傭婦女，因為婦女更好管理，因為工民聯合部的原因，他們給予女工的工錢並不比男工少，但是婦女纖細的手指更善於處理很細的棉線。
不過因為傳統的原因，人們對於已婚婦女去工廠工作還不太接受。
但是人們也逐漸接受，認為工作是婦女未婚階段的事情，年齡大了還在工作的婦女則是人們嘲笑和憐憫的物件。
但隨著傳統絲綢業的改變，大量的家庭作坊失去訂單，而田畝的破產，又逐漸打破了傳統，家家的婦孺都加入了工廠之中。
經濟地位的改變，當地的女性地位也大大的增加，甚至有了女子蹴鞠隊。
有些男子因為短時間內找不到工作，所以看顧起嬰兒。
“工人們依附工廠，與當年佃戶們依附地主一樣，所以社會資源分配模式，遺產稅的徵收，就是避免工廠主們壟斷社會資源的主要原因.”
楊溥向朱瞻基講解道。
朱瞻基也明白了，為何父親說商人們的地位提升是不可避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