於是在新曆851年，也就是維埃恩25歲這一年，正值青年時代的他出任了在提歐萊恩最具有影響力的，皇家音樂學院的專職管風琴師職位。
如果說到這一步，他的人生中除了有一些遺憾，主基調還是“戰勝”的話，他的後半生卻帶上了很多悲劇性的色彩。
從那段時間書信和日記的基調上看，這個職位帶給他的體驗不盡如人意，複雜的人際關係，此前競爭者的惡意，盲人在聚光燈下的心理落差，以及各種身不由己的演出、排練、創作任務...都讓這位音樂家感覺有些無所適從，甚至在工作的另一面鬱鬱寡歡。
新曆855年在他的自述中是“災劫之年”，他在30歲生日之前，因眼盲之故行路時跌進了一個深坑，右腿多處粉碎性骨折加肌腱斷裂，這在當時的醫療水平下幾乎只有截肢和喪命兩條路可選，但他堅定地拒絕截肢，因為只有一條腿的人只能選擇告別管風琴，他在日記中自述這“與死亡無異”，無妨“將命運交給主”。
經過保守治療的維埃恩，奇蹟般地未受感染之虞，在足足恢復了一年半後他才能重新開始演奏，但不久後又染上了一場風寒，差點死掉；858年他的妻子因結核病去世；863年吉爾列斯大師逝世，本格主義時代終結，他隨後被捲入了“標題音樂”與“純音樂”之爭，一位不諳世故的盲人管風琴師，最後成為了學院派鬥爭的犧牲品——出於各種如今範寧難以分析清楚的原因，他不再擔任皇家音樂廳管風琴師，且當時的幾位權力核心人物，連續五年否掉了任命他為學院管風琴教授的提案。
盲人的孤獨本就是正常人無法體會的，維埃恩那時已經患上較為嚴重的抑鬱症，某些用藥記錄在書信中可查，在學院派排擠之下，他在867年憤而辭職。
可能因為塔拉卡尼大師是畢業於聖萊尼亞大學的校友，也可能是維埃恩在教會中存在一些人脈，總之他被人引薦到了烏夫蘭塞爾，並在梅克倫鎮的小教堂謀得了管風琴師的職位。
接下來的一段時間，範寧發現鮮有資料留存，這或許說明維埃恩初到烏夫蘭塞爾的那幾年，是他人生中較為平靜和愉快的時光——此前工作留有積蓄，在村鎮小教堂當神職人員，於信仰和禮拜中覓求勸慰，並自由自在地彈自己的管風琴...根據範寧的推斷，維埃恩斥資在特納美術館原址上修建宅邸並定居，應該也是這一段時間，或許是新曆870年前後。
在871年，也就是維埃恩45歲時，他首次出現了青光眼症狀，並在之後一段時間內迅速惡化，這使他本已經微弱到可憐的視力隨時即將全部喪失。
他不知在哪聽說了，費頓聯合公國有位眼科醫生髮明瞭一種“昂貴但神效”的新療法，為了一線光明的希望，他飄洋過海在遙遠的南大陸進行了長達5年的治療。
在此期間他的女兒和弟弟離世，而在他876年回到烏夫蘭塞爾時，發現小教堂經過兩次搬遷和近十年磨損後，那臺心愛的管風琴處於年久失修的狀態——教會資金有限，大教堂或許能受到較多的捐贈和資助，但基層小教堂大多都是清貧的。
為治病已一貧如洗的維埃恩想籌齊修繕管風琴的資金，於是在提歐萊恩各城市四處奔走演出。
安東教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得以在少年時代聽見了他的管風琴演奏。
範寧從書信往來中推測，兩人結識的時間應是新曆882年前後，那時安東老師才15歲，而維埃恩已經是56歲高齡了。
由於資料要麼零散，要麼夾雜了太多日常事件，範寧無法詳細得知這位老管風琴師向安東·科納爾傳授了哪些音樂知識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安東教授獨創的那種霧狀音帶技法——範寧在《第一交響曲》開頭亦有借鑑的——正是受了“模擬管風琴音響”思維影響，再者包括安東教授聖詠風格的旋律寫作，重複變奏與織體疊加的崇高感營造，還包括他對研究古代音樂的熱忱…範寧都找到了其源頭。
但四處奔波演出的維埃恩，由於身體虛弱、勞累壓力、孤獨抑鬱等原因，不得不服用大量藥物，這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嚴重的損害。
他一邊省吃儉用，一邊負擔用藥，一邊積攢資金，管風琴的修復工程用了近十年才徹底完工。
885年的冬天，他的身體已經不堪重負，在舉行第1450場管風琴音樂會時，人們必須把他背到演奏臺，防止他在攀登教堂後面那些階梯時心力衰竭——他那幾年心臟病發作特別頻繁，血液、骨骼等方面也患有較嚴重的疾病。
那時管風琴已經修好，他的演出頻次也降了下來，但一位藝術家總是有給聽眾帶去作品的習慣和使命，886年6月12日是他第1460場管風琴音樂會，19歲的安東·科納爾充當助手，和幾位教士們一起把老師抬上臺。
那天的曲目為維埃恩自己的管風琴套曲《十四首巴薩尼的詩》。
當演奏進行到最後一首時，安東·科納爾注意到老師維埃恩臉色蒼白，手指觸鍵有些僵硬，但他還是堅持彈完了最後一個和絃，並在喘息片刻後完成了鞠躬的動作。
這時安東·科納爾示意老師取消接下來過長的返場曲目計劃，但維埃恩仍想至少表演一首，於是他開始以中古晚期卡休尼契大師的康塔塔《晨星閃耀多麼美麗》做主題即興。
一分多鐘後，維埃恩倒在了演奏臺，聽眾只聽到一個持續不斷的低音——老管風琴師的腳還停留在腳踏板上。
三天後是維埃恩的葬禮，根據此前的遺願，他被葬在了自己心愛的管風琴下，當日的琴沒有奏響，而且蒙上了黑色的帷幔，葬禮音樂是一首素歌，既無伴奏的單旋律聖詠。
……是夜，範寧獨自一人坐在辦公桌前，門窗開啟，夏風拂面。
他剛從那座歷經數次搬遷的小教堂散步回來，並在管風琴下瞻仰了維埃恩樸實無華的銅製地面墓碑。
他已經讀完了好幾位音樂家的一生，有安東老師的，有古爾德院長的，有管風琴師維埃恩的。
這是除了金字塔頂端被公認為“音樂大師”之外的，其他音樂家們同樣可敬的人生。
生命太短暫了，這些音樂家們的藝術人格固然偉大，精神殿堂固然崇高，可範寧仍對他們的死亡有些迷茫。
在安東老師葬禮結束後，他曾經安慰希蘭，說“作品就是藝術家的生命與意志，他會感覺到各時各地人們的欣賞，並會和人們的靈共鳴”，可範寧仍不理解死後的感覺，或者說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理解。
會在移湧之中漫遊嗎？他沒聽過這樣的說法。
等自己再過三四十年，就會逼近這一過程了，哪怕是有幸晉升到邃曉者，也不過再多二三十年時間。
或許，那就是絕對的無意識，絕對的虛無而已。
他心中湧起一股衝動，那似乎是一種很樸素的表達欲，但又不知道具體是表達什麼，“紀念音樂家的一生”？不準確…“描繪崇高的精神世界”？不準確…“表達自己的傷逝感慨？”
也好像不準確…但範寧總歸是想寫一首管絃樂作品，或許不是交響曲，而是一首單樂章的，類似交響詩的東西，既是送葬他《第一交響曲》中死去的巨人，也是想滿足此前提到的那種不知名的表達欲…他在筆記本上隨心記錄著自己一些不成體系的想法。
他覺得自己想把這首“交響詩”寫成“類似葬禮進行曲”的形式，但不是那種一般的葬禮進行曲的悲愁、沉重、孤獨的基調，它應該有著“勢如破竹的開場氣質”，對聽眾形成“威懾感、審判感、史詩感”，彷佛預示著他們將看到“某些本不可能發生的場景”，比如，從“一個更高的角度”，觀察到逝者的整個一生彷彿從“潔淨無瑕的鏡面中反映出來”。
範寧深吸一口氣，在這些破碎的想法下面，寫上了一句完整的話：“如果死後之景可以親眼目睹，我希望能看到自己莊嚴地躺在花環和花朵之下.”
在藝術家的感傷過後，還有實質性的問題需要思考。
範寧在維埃恩的一生經歷中，發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疑點。
他的眼疾從南大陸尋醫回來後，到底治好了沒有？這一點範寧覺得很矛盾。
維埃恩於876年重返烏夫蘭塞爾後，在書信及日記中表達過很多苦悶之處，包括親人的離世、拮据的現狀，心愛管風琴的破損、演出的奔波勞累…但偏偏沒有再提過自己的眼睛。
從這個變化推斷，應是治療大有起色才對，不然，按照人之常情，他至少會後悔抱怨去南大陸的五年不僅家財兩散，還一無所獲。
但反觀另一邊，範寧在其他人視角的書信和記錄裡，又發現他們多次表達過對維埃恩的同情或鼓勵，比如在維埃恩外地巡演期間，很多人就在信中建議他“不要氣餒”，範寧光是看到安東教授在信中同他分享“帝國眼科醫學前沿進展資訊”就有好幾回。
這說明治療起色似乎不佳，至少在他人看來，這位老管風琴師的行動生活上仍舊是處於目盲的狀態。
而且這些鼓勵和分享，從未得到過維埃恩的正面回應，明明他在回信中對於其他問候或正事都一一作出了反饋。
維埃恩有著較為純粹的藝術家特質，不擅社交和權力鬥爭，但這不代表他性格怪癖，他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們，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，他時常向身邊朋友們傾瀉自己心中的苦悶，紓解著自己的抑鬱症。
可自從南大陸治療回來後，眼睛的問題似乎變成了一個對他而言諱莫如深的話題。
若要強行解釋成因為他之後的遭遇更加不幸，抑鬱症更加嚴重，所以在這一方面變得更古怪，也是說得過去的，可範寧還敏銳地嗅到了幾處蹊蹺之處。
他的先天白內障是在年輕時做過手術的，並不是世界徹底漆黑一片的盲人，後面再度惡化的原因是因為新曆871年的所謂青光眼症狀。
這個症狀出現的時間節點，與他開始在特納美術館原址府邸定居的時間，有些令人浮想聯翩的巧合！在維埃恩生命的最後四年，除了安東教授之外，範寧還注意到了一位姓氏為哈密爾頓的女士與他來往密切，從各類資料中的資訊來看，這是他聘請的治療抑鬱症的心理醫生。
範寧試著打聽了一下這位哈密爾頓女士的詳細資訊，結果異常順利，因為她不僅仍在世，而且有一定的社會名氣——她出生於新曆856年，那時不到30歲，現在則已經57歲，公眾身份是烏夫蘭塞爾著名的病理學家、心理學家、傳染病學家。
透過調查她公開履歷的時間線，範寧注意到，在老管風琴師去世後，那棟特納美術館原址上的宅邸，不久後變成了一家“城市精神病人委員會醫院”，初任院長正是哈密爾頓女士。
這裡有兩點說明是必要的，首先範寧從細節中推測，雖然在這位老管風琴師的人生最後階段，哈密爾頓女士給予了他很多醫療照護，但劇情並不是“狗血”的“府邸遺產贈予”——她僅僅起到了同官方牽線搭橋的作用，當局將府邸改建成醫院後，以“離世後的維埃恩”署名，向小教堂預支了一筆款項，作為他心愛的管風琴的後期修繕基金。
再者，這家“城市精神病人委員會醫院”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義上理解成“精神病院”。
它其實是從帝國濟貧院醫療體系獨立出來後的產物——隨著提歐萊恩工業化程序中深層次矛盾的暴露，濟貧院貧民惡劣的生存狀況和衛生水平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詬病，議會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出臺了《城市貧困法》，對那時已經臭名昭著的《濟貧法修正案》（834年版，又稱《新濟貧法》）進行了改革。
其中一項議程就是成立“城市精神病人委員會”，把濟貧院內部醫院獨立出來，加大經費投入，尋求社會資助，廣泛收治窮人，這保障了一些曾經不被社會接受，對窮人來說難以啟齒的醫療需求，如性病、墮胎、未婚媽媽的生產等...也包括殘疾人康復、職業病防治、傳染病防治...精神病人只是其中一部分。
按照範寧的理解，這有點類似於“現代公立醫院”的前身了。
於是從80年代開始，先是大教區、大機構率先落實議會改革要求，再就是中小型濟貧院也紛紛進行整改——這其中就包括了此醫院的建成。
它們的資金來源既有當局撥付，又有教會善款，還有一些熱衷慈善事業的工廠主予以資助。
但較為蹊蹺的是，這家特納美術館原址上的醫院，存在時間似乎極短。
從資料各處的蛛絲馬跡來梳理時間線：維埃恩886年夏天去世，醫院改建工程緩緩啟動，888年底才竣工，文森特·範·寧在特巡廳的工作檔案是889年截止，890年自己出生，後續特納美術館開始運營...把醫院再次改建成一棟美術館，那也是需要時間的。
這些事件捱得如此緊湊，似乎那座醫院投入使用還沒有一年，就因什麼原因叫停或搬遷了。
錢閒得沒地方花了？花了這麼多天時間，範寧終於將這些或印象深刻或繁雜瑣碎的往事，從維埃恩出生的826年，一直查到了自己的出生年份。
至於這其中的困惑之處...安東老師和維埃恩管風琴師都已不在人世，他現在覺得，或許該找個機會，去拜訪一下這位年事已高的哈密爾頓女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