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曾國藩語錄】鄙意辦理洋務，小事不妨放鬆，大事之必不可從者，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。
當康熙全盛之時，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，自京師至外省名城，幾於無處無天主堂。
以今日比之康熙時，則傳教一事猶為患之小者，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，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。
【曾國藩軼事】辦任何事都有全域性與區域性、小處與大處的區別，如果不加區分，有些事就很難辦成。
為此，曾國藩提出，為了達到大目標，保證全域性利益，有時在小處應當放鬆，以使自己有迴旋餘地，掌握主動。
這是曾國藩“松字訣”在處理具體問題上的應用。
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五月十三日，他給曾國荃寫信說：“弟論兵事，宜從大處分清界限，不宜從小處剖晰微茫.”
但是有些人為了眼前的、小處的利益，看不到大局。
結果貪了小便宜，卻遭受了更大的損失。
曾國藩把這種情況視為一大弊病。
1851年他給咸豐皇帝上疏，激切批評了這一積習，說現在人才不振，皆因謹小而忽於大。
針對這一弊政，曾國藩提出了“舍小圖大”的觀點。
寧可放棄區域性利益，也不能使全域性受害。
“天津教案”中，曾國藩同意洋人的要求，逮捕並準備處死20名中國百姓，以圖平息事端。
他認為，當時國家實力與列強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語，也無力與之爭鋒。
在戰爭一觸即發之際，大局是整個國家得以保全，小處是20名百姓的性命。
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曾國藩作出了這個痛苦的選擇。
儘管當時人和後人對他的批評非常激烈，但事情仍是按照他的思路進行的。
李鴻章接辦“天津教案”，方法與他相同。
清政府也因此避免了一次更加嚴重的危機。
“小事放鬆”的做法典型地體現在曾國藩的外交活動中。
他強調指出：“凡與洋人交際，小事可許者，宜示以大平恕，大事不可許者，宜始終堅執力爭。
若小事處處爭競，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，不分大小，朝夕爭辯，徒為彼族所輕視也.”
當時中國正力圖自強，在外交中處於被動地位。
為了爭取時間，應在堅持遵守條約的前提下，隨機應變，給自己留下回旋餘地。
所以他又說：“與洋人交際，豐裁不宜過峻，宜帶渾含氣象。
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，吾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恍似有幾分痴氣者，亦善處之道也.”
在曾國藩眼中，一些禮節性的事情屬於小事，他在給一位辦洋務的官員寫信說，不要在此細枝末節上費心思。
他認為，關係到百姓生計和國家發展的就是大事，是不能放鬆的。
他對外國商品在中國的傾銷極為關注，對於洋人恣意擴大條約以外諸如在中國建造鐵路、私運鹽米販賣剝奪百姓生計等行為，他都進行了激烈抗爭，保持了民族氣節。
他激憤地指出：“軍興以來，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，加以三口、五口通商，長江通商，生計日蹙，小民困苦無告，迫於倒懸。
今若聽洋人行鹽，則場商販之生路窮矣，聽洋人設機，則行應囤積之生路窮矣，聽小輪船入內河，則大小舟船水手、舵工之生路窮矣.”
鐵路、輪船、行鹽、商棧等事，若由洋人進行，則害中國百姓生計，所以應竭力相爭。
與此同時，曾國藩急迫地認識到自己發展這些事業的要求，倡導自強的“洋務運動”，使中國步入了近代化的艱難程序。
【智慧解讀】做人雖不能玩世不恭，放蕩人生，但也不能太較真，太面面俱到。
太較真，什麼事情都想扛在肩上，什麼事情都非要分出個是非曲直，這未免活得太累。
狄士雷曾經說過：“生命太短暫，無暇再顧及小事.”
其實，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放在心上，做人做事有時不妨糊塗一點，將那些無關緊要的煩惱拋到九霄雲外，如此你會發現，生命中突然不再那麼沉重。
古往今來、古今中外，凡能成大事者皆是如此：善於求大同存小異，團結大多數人。
他們極有胸懷，豁達而不拘小節，大處著眼而不會目光如豆，從不斤斤計較，糾纏於非原則的瑣事，所以他們才能成大事、立大業，使自己成為不平凡的偉人。
我們雖未必成得了偉人，但在細枝末節上粗糙點，留著精力、留著體力去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，人生豈不是更有價值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