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曾國藩語錄】滿招損，亢則有悔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至當不易之理也。
【曾國藩軼事】清人朱柏廬勸誡子嗣說：“凡事當留餘地，得意不宜再往.”
曾國藩在家書中也說：“君子但知有悔耳，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
小人則時時求全，全者既得，而吝與兇隨之矣。
眾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乎？”
“滿招損，亢則有悔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至當不易之理也.”
曾國藩特別欣賞“花未全開月未圓”七字，以為是“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.”
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，便是載福之器，入德之門。
如覺天之待我過厚，我愧對天；君之待我過厚，我愧對君；父母之待我過慈，我愧對父母；兄弟之待我過愛，我愧對兄弟；朋友之待我過重，我愧對朋友，便處處皆有善氣相逢。
德以滿而損，福以驕而減矣。
這是曾國藩時刻警誡自己的一段話，他認為，“常懷愧對之意”可使自己保持不自滿的狀態，從而不放縱自己，爭取上進。
當曾國藩在與太平軍較量中穩操勝券，聲望達到最高峰時，他不喜反懼。
他深知滿清朝廷對漢員掌握兵權時時疑忌防範，任用自己不過不得已救急。
尤其後來清廷在江西爭餉上偏袒沈葆楨，裁抑曾國藩；在湘軍內部拉攏扶植曾國藩的部屬，使其地位相當，互不統屬；打壓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。
清廷一面褒獎曾國藩“慎終如始，永保勳名”，一面敲山鎮虎“勿使驟勝而驕，庶可長承恩眷”。
寥寥數語，暗伏殺機。
曾國藩憂讒畏譏，未雨綢繆，在湘軍極盛之時，毅然以“湘軍作戰年久，暮氣已深”為由，奏請裁撤湘軍，明示無挾軍權以自重的態度。
曾國藩為“善其末路”，忠心將權位“掐讓少許，減去幾成”。
裁減湘軍12營，將赴江西的援軍歸地方統轄；停解廣東、江西、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，減少利權，再讓攻克天京、“驟勝而驕”的曾國荃掛冠歸鄉，自己則在解除兵權後繼續留任兩江總督，繼續為清政府效力，決不輕言去留。
無疑這些正是使清政府感覺絕對放心的最好辦法。
曾國藩能夠功成身退，保全聲譽。
就在於他富有預見性。
曾國藩裁撤湘軍的後手是保留李鴻章的淮軍，以做到緩急可恃，警防清廷兔死狗烹。
李鴻章也致函表示“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”，淮軍“改隸別部，難收速效，”“惟師門若有徵調，威信足以依恃.”
由是，曾、李在裁湘留淮上達成默契。
此後曾國藩接手剿捻事務，淮軍就是其主力部隊。
淮軍也是勇為將有，攻捻戰場上的淮軍，都看李鴻章的臉色行事，對曾國藩“遇有排程，陽奉陰違者頗多.”
李鴻章也數次干涉阻礙，曾國藩在攻捻戰場上不能得心應手，一度有“撤湘軍一事，合九州鐵不能鑄錯”的悔恨。
但究其實質來說，作為曾國藩的得意門生，李鴻章時方壯年，處於仕途上升期，雄心勃勃，躍躍欲試，是不甘寂寞的。
曾國藩盛極而衰，加上精力不濟，仕途走緩，勢力的新陳替代使然。
所以不久兩人和解。
李鴻章譽曾國藩為中流砥柱，曾國藩則視李鴻章及其淮軍為依靠，一損俱損，一榮俱榮，共同的利益使他們能夠捐棄前嫌，重新走到一起。
歷經兩年剿捻無功而回，曾國藩又有所省悟：“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，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。
吾亦不甘為庸庸者，近來閱歷萬變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功。
非萎靡也，位太高，名太重，不如是，皆危道.”
這是自保性的“悔”。
“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”，曾國藩至晚年仍在檢討自己心志的偏差：近年焦慮過多，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，總由於名心太切，俗見太重二端。
名心切，故學問無成，德行未立，不勝其愧餒。
俗見重，故於家人之疾病，及兄弟子侄之有無強弱賢否，不勝其縈繞，用是憂慚，侷促如蠶自縛。
曾國藩找到了自己病根及治療方法。
【智慧解讀】莊子說“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”，“平易恬淡，則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，故全其德而神不虧.”
曾國藩身處功名，又善處功名，要點就在於“悔”字，時時使自己不逾矩，抱殘守缺，知足常安，能夠進退自如，臨難不危。
明朝人洪應明的《菜根譚》指出“人生減省一分，便超脫一分”，不去減省而一味增加的，可謂作繭自縛：“知地之大而我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雌；……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
夫如是，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.”
這段話與曾國藩的“悔字訣”是同樣道理。
曾國藩以“悔”字自立，以“悔”字自新，也把“悔”作為維持自己常保不敗的保險閥。
“常懷愧對之意”，就是說要常提醒自己不可自滿而生驕奢，應慎獨慎微。
一個人，要想辦驚天動地的事業，就要有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樣謹慎才行。
“真正英雄，都從戰戰兢兢、臨深履薄做出來，血氣粗鹵，一毫用不得.”